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更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对荆轲的评价不应拔得太高”。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他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同样认为不宜把荆轲拔高的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他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
 

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陈成军进一步说：“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