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幢土黄色的大楼，窗户是不透明的。门口有一块牌子说明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另一块牌子上写着“领证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领到证件，只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拎着大提包，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都是苏联上层人士，他们来到这座没有任何招牌只有持特殊证件才可进入的商店里选购东西。

　　无数个这样的秘密商店为苏联上层社会服务，为“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们服务。上层人士可以在这些特殊商店里购买苏联国内稀缺食品，如鱼子酱、蝗鱼、鲑鱼和出口伏特加，以及“资产阶级的”享乐用品，如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法国香水、德国晶体管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

　　这就是被莫斯科普通市民所艳羡的“小白桦商店”。

　　在莫斯科最大的国营商店“古姆”的三层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100号分店”，也是专为上层人士设立的。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有一个只为军官服务的秘密商店。特殊裁缝店、特殊理发店、洗衣店、化学洗染店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各种商店以及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约有100处之多。

　　苏联一位记者指出“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这就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供。为了维系这种特殊待遇，他们毫不考虑代价。

　　前苏联着名的“首都”牌伏特加酒，就是在处于德军围困，粮食极度匮乏的列宁格勒生产出来的。

　　1942年德国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得铁桶一般，居民饥寒交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被称为“活的幽灵”。与此同时，列宁格勒着名的酿酒师斯维德利在酒厂的实验室挥汗如雨，他在完成上级的秘密指示酿造“首都”牌伏特加酒。

　　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这不是什么战胜法西斯的秘密武器，而是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的“特供品”。

　　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

　　按官级高低享受特殊待遇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

　　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

　　70年代后，苏联的特权阶层变得更加庞大。

　　对特权阶层的供应是分级别的。最高级别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们，这些人都享有“克里姆林宫份额”，能得到许多免费的供应。在莫斯科，有专门为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设立的配售店，有专门为元帅和将军们设立的配售店，也有为着名学者、宇航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企事业单位领导设立的廉价配售店……这些按级别设立的商店比普通商店货物齐全，物美价廉。另外还有特殊服装店、特殊理发店、特殊食品店等等为特权阶层提供供应和服务。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设置的内部商店，专门向高级干部们供应紧俏商品；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政府的副部长、州委书记、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以上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高级官员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是为较低级别的官员购物设立的。许多的政府机关发放给官员们“特殊配给卡”，这种卡既是出入特殊商店的凭证，同时卡上标明可以购买东西的金额，级别越高的人可购买商品的金额越多。此外，“小白桦”商店出售廉价的进口货和社会上稀缺的商品，只有持“卢布证券”的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所谓卢布证券是指用外汇换来的特殊卢布，有门路的官员、外交官、记者等才能经常弄到卢布证券。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且有等级之分。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这位刚刚提拔的高级干部不禁为这种说法瞠目结舌。

　　普通人与高官之间“天壤之别的生活”

　　法国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于1936年访苏归来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深刻地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

　　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高层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以及诸如此类。”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苏呼米附近有一家高官招待客人的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赚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起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