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中秋节的前两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