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警官尴尬地笑，“没有，我只是来例行公事问一问。”
　　
　　“那你问吧。”
　　
　　陶警官踢了踢钢琴说：“这琴，刚移动过吧？”
　　
　　钢琴滑轮下的地板看得见几条划痕，依稀延伸到窗下。
　　
　　杜嘉琪不紧不慢地回答：“昨天我想在夕阳下弹琴，所以推过去，可是又觉得太晒了，今天就搬回来了。”
　　
　　“那这里原来是放什么的？”陶警官指着书柜上一个清晰的印迹，墨绿色的底漆，反出嫩绿的圆。
　　
　　“茶杯。”
　　
　　陶警官“砰”地拍响了桌子：“有这么大的茶杯吗？我看是贝多芬的石膏像吧！”
　　
　　杜嘉琪却不慌不忙地笑了：“你说是导弹也行啊，不过听说办案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吧。”
　　
　　陶警官明显准备不足，第一仗就败下阵来。他临出门前，对着随行的小警员说：“去，多叫点人手过来，把犯案现场仔细找一遍。昨天就给我找了点破石膏，对案子有什么用！”
　　
　　杜嘉琪却礼貌地站在门前，说：“各位慢走。”
　　
　　4。陶警官的圈套
　　
　　这一天中午，日光明烈。B座12楼下的警戒区里，空空的见不到人影。搜索的警员也许躲避暑气，迟迟没到。只有一个纤巧的身影，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不知在找什么。
　　
　　“杜小姐是在找它吗？”
　　
　　陶警官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把杜嘉琪吓了一跳。陶警官手里拿着一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枚U形的音叉。那是乐器用来定音用的工具，陶警官悠悠地说：“这是你的吧？”
　　
　　杜嘉琪瞬间怔住了，没了昨天的凌厉。原来陶警官上午的最后一句是个标准的圈套，就等着唯一的听众杜嘉琪不请自来。我这个“打酱油”的，早就看穿了他的秘密，躲在楼门里看热闹。陶警官说：“昨天，我同事发现了这东西，都觉得奇怪。一个定音的东西为什么会混在石膏里。后来我才想明白，是有人想用它的自身振动，带动石膏像晃动，好让它自己从B座11楼的窗台掉下来。不是吗？”
　　
　　杜嘉琪依然嘴硬，“陶警官，你疯了吧？音叉自己怎么会动呢？”
　　
　　“它当然不会自己动。不过，我记得同样频率的声音，是会引起共振现象的。你昨天把钢琴推在窗前，用力地弹响《命运》，让琴声从C座清晰地传到B座，不就想用钢琴的声音，引起音叉的共鸣让贝多芬掉下来吗？这样一来，王先生在B座被砸伤时，你人在C座，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杜嘉琪张着嘴巴，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只好从藏身的楼门里跑出来，说：“哎，不用你帮忙找了。项链我找到了。”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望着我，当然也包括杜嘉琪，只是当她看见我手中的项链，才貌似明了地接口说：“你快过来给我解释一下，他们说我是来找音叉的。”
　　
　　我说：“陶警官，你别难为她。我这条重要的项链找不到了，我想昨天在这里那么乱，可能是掉了，所以托她来帮忙找一找。”
　　
　　这个理由，合理得让陶警官挑不出毛病。杜嘉琪连忙顺着说：“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而我却挑衅地弹了下陶警官手里的音叉说：“知道吗？你的推理有瑕疵啊。凭一根音叉的振动，把石膏像推下窗台。那么石膏像至少要一半探出窗台。那样岌岌可危的位置，还用钢琴共振吗？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下来了。”
　　
　　陶警官不相信地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当然了，我是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啊。”
　　
　　陶警官依旧满面疑惑地问：“你和杜嘉琪是朋友？”
　　
　　这个问题杜嘉琪帮我回答了。她从衣领提出一条项链，和我手里的一模一样。她说：“这是鉴证我们友情的项链，所以她才让我帮忙找回来啊。”
　　
　　这时，从医院回来的王太太刚巧经过，她瞥了眼我们手中的项链，仿佛明白了什么。我们三个女人在错身的一刹那，心照不宣地笑了。
　　
　　5。“贝多芬”不说话
　　
　　好吧。这件事，还是从项链说起吧。那是王先生送给情人们的礼物。他是“泡良”老手，仗着自己道貌岸然的样子，在健身中心里对单身女人骗情骗色。他深知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剩女”，就算发觉他已婚，也会碍着面子不敢声张，于是屡屡得手，且肆无忌惮。
　　
　　然而最先忍受不了的是他的妻子王太太。他们日吵夜吵，吵得人尽皆知。最终王太太想了个简单的计划，把王先生的偷情艳照放在他经过的楼下，在他俯身捡起的时候，用花盆砸死他，一了百了。我想，就算真的追查到她，她也会可怜兮兮说，我真是不小心的呀。
　　
　　不过，她一连几天在半夜投重物、测位置，不但引起了陈阿婆的注意，也让C座的杜嘉琪看到了。在杜嘉琪的眼里，王太太是个可怜的女人。王先生曾经告诉她，王太太是他家的保姆。
　　
　　杜嘉琪看出了王太太的心思，觉得她一定会被抓住。所以她想了一个用贝多芬头像和琴音来完成的浪漫计划。其实那天，王太太在楼下接到的电话，就是杜嘉琪打来的。她就是要拖住王太太不要上楼，好让“贝多芬”有机会替换仙人球。
　　
　　只是很可惜，艺术系的女人，总有华丽的点子，却没有执行的脑子。她在B座11楼上留了大把的指纹和脚印，却不闻不问。作为一个同样被王先生骗过的女人，我怎么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在她走后，把11楼的毛坯房打扫得干干净净。
　　
　　其实，我对陶警官说的没错。凭杜嘉琪制作的“音叉贝多芬”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警察找得再仔细一点，他们应该还会找到两个系着细丝的金属小球。那是我帮杜嘉琪添在音叉上的。别忘了，我可是多年的物理助教，做一个放大振动频的小工具并不是件难事。有了它，“贝多芬”才可以安实地站在11楼的窗台，在《命运》激情肆意地召唤下，稳稳地荡出去，砸中王先生的头。
　　
　　看来，这是个连警察都搅不清的案子了。王太太下了诱饵，杜嘉琪催动了音叉，我清理了现场，我们三个都只参与了一部分，却组织了一个完美的、找不到作案人的“谋杀”。
　　
　　不过，现在已经不能叫作“谋杀”了。因为“被害人”没死，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出院了。只是，看起来很健康的王先生，还是有一点点后遗症。就是位于后脑的脑垂体，在重击后，表现得不太正常。那些有助于男性功能的激素，再也无法分泌了。他成了一匹被阉割的种马，只剩下一副虚张声势的暴脾气。
　　
　　大热的天，他站在小区B座和C座的中间，叉着腰破口大骂：“谁这么缺德，高空抛物，瞎了眼啦！”
　　
　　而王太太却心情大好地在厨房洗着碗；我捧着小说，安然地享受我的暑假；杜嘉琪依旧弹着她的钢琴，只是她不弹沉重的《命运》了，改弹民谣风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们三个人，都像她书柜上那尊重新买回来的“贝多芬”，撇着嘴，拧着眉，就是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