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越，经受新的考验

　　1966年12月，张万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负责作战、国防工程、海边防、抗美援越出国部队等工作。1967年任作战部副部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华南地区和广州市处于混乱状态。面对动荡、复杂的局面，张万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全力维护部队和社会稳定。他多次亲临地方武斗现场，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同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护被“造反派”围攻、揪斗的军区首长和老干部。一次，他从“造反派”手中巧妙地救出了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在“造反派”上万人冲击、围堵军区大院的情况下，将孔石泉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多年过后，孔石泉老首长一直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张万年救了我一命！”

　　1968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张万年和其他九位同志一起，奉命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学习了解抗美战争经验。经过国内短暂、紧张的集训和准备，即从北京前往河内，然后从河内绕道老挝、柬埔寨，沿着“胡志明小道”，穿越长山山脉，最后到达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所在地西原。在越南南方的日子里，先后参加溪山战役、东河战役，熟悉了越南战区地形、地理、气候特点，了解了美军作战特点、编制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考察研究了越南军队利用山岳丛林、热带雨林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打击美军的战略战术，以及野战生存、防护和后勤保障方法。

　　战争年代，张万年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和平时期，又在异国越南经受了新的考验。首先是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的考验。越南南方山高、林密，气温高，湿度大。白天气温有时高达49度，病媒昆虫繁衍迅速，随时可能染上钩端螺旋体。毒蛇、蜈蚣、旱蚂蝗、老鼠、蚊虫肆虐，随时可能遭到袭击和伤害。其次是危险的战场环境考验。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天上不断有美军飞机的轰炸，地上到处都是美军布撒的地雷、定时炸弹，特别是“叶子”炸弹、“菠萝”炸弹，肉眼很难辨别，极易触雷。还有磁性炸弹，只要身上带有铁的东西，就会引爆。战区运输补给困难，缺医少药，没有食盐，吃不上蔬菜，条件极为艰苦。三是疾病特别是疟疾的考验。1969年初，本来体格强健的张万年也未能挡住疾病的袭扰，患上了疟疾，体重由160多斤瘦得只剩下不到120斤，差一点被疟疾夺去生命，硬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又一次挺了过来，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1969年3月回国，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专题报告了学习考察越南抗美的情况和建议，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特殊而艰巨的使命。这次考察的经历及收获，对他以后指导部队建设和军事行动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铁军”师长十三年1968年6月，张万年在越南执行任务期间，中央军委已任命他为陆军第一二七师师长。广州军区选举他为党的“九大”代表。1969年4月，张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他回到广西桂林，就任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师长。同年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四十三军从广西移防河南，担负军委战略预备队。

　　一二七师是一支具有悠久光荣历史、战功卓着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北伐战争中着名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素有“铁军”之称。这支英雄部队自诞生之日起，在党的领导下，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都曾直接指挥和领导过这支部队。共和国十大元帅有5位、十个大将有7位出自这支部队。先后出了330名将军。张万年出任该师师长，深感组织信任和责任重大。

　　张万年在一二七师十三年，其中三年任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他努力继承和发扬“铁军”优良传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埋头苦干，扎实工作，狠抓部队全面建设，锐意推进训练改革，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锻炼和摔打部队，部队建设始终走在武汉军区的前列。

　　他高度重视军事训练，特别是训练改革。一直担负总部、军区训练改革试点、示范任务，从单兵综合训练改革、营连分队训练改革到师团合同战术训练改革，为全军训练改革起到了示范引路作用。根据珍宝岛作战经验，1970年5月，他带领部队开赴河南确山地区，进行打坦克训练，为训练改革摸索路子。同年9月，他组织全师在航空兵、空降兵、炮兵、装甲兵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南信阳桐柏毛集地区举行代号“三○一”战术演习，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对付敌集群坦克和打敌空降的具体战法，锻炼和提高了部队“三打”、“三防”能力，受到了武汉军区领导和各大军区参观代表的好评。1975年11月，根据邓小平同志“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和军委、总部的部署，张万年组织一二七师在豫西地区进行了“加强陆军师运动战实兵检验性演习”，重点演练了藏、走和打运动之敌、夜间打立足未稳之敌、打空降之敌和撤离战场等课题。这次演习，课题新，内容多，节奏快，难度大，是合同战术训练改革一次新的尝试。总部首长和各大军区300多位高级干部观摩了演习。李达副总参谋长对演习给予了高度评价。12月，《解放军报》以《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统帅下南征北战》为题，向全军介绍了这次演习经验。

　　根据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经验，1980年，张万年组织一二七师担负了总部和军区赋予的单兵综合训练、分队战术训练改革试点和协同训练试点，同时，改革干部训练，大办教导队，培养干部、骨干。轮训干部时，张万年先后当了三期集训队连长，多则半年，少则三四个月，亲自进行传帮带。同年11月，他组织一二七师实施了“加强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斗协同训练试点”演习，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得到了张震副总参谋长和各大军区参观代表的充分肯定。1982年11月，已升任四十三军军长的张万年，在河南临汝地区又一次指导部队实施了“加强陆军师对运动之敌进攻实兵演习”，检验了训练改革成果，提高了部队的指挥协同和实战能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万年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因为师政委关光烈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一二七师的形象和声誉受到了损害。张万年也因此受到误解甚至怀疑。1971年8月，中央军委本已任命张万年为四十三军参谋长，也没有正式宣布。但张万年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始终认为，一二七师是党的部队，个别人的错误行为要同师党委分开、同全师广大官兵分开，要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同个别人搞阴谋诡计分开。他深知自己苦大仇深，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坚信党和组织会实事求是，澄清事实。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积极领导部队深入揭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划清界限，总结经验教训，增强政治觉悟和政治敏锐性。在那些日子里，张万年面对压力，仍然坚持埋头工作，白天参加“揭批查”运动，晚上抓部队战备训练，努力保持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在一二七师，张万年一贯倡导并积极实践的以德带兵、以情带兵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他反复教育各级干部，以情带兵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要以父母情、兄长情、手足情对待每一个战士，要在爱的基础上严，严之有理，严之有度，严之有情，决不能动不动就打骂体罚战士。不爱兵的人不是个好指挥员，带出来的部队也不可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他带头分析研究战士的来源、成分、社会影响等特点，要求干部用心观察战士的细微变化，“训练看劲头，吃饭看胃口，睡觉看姿势，来信看表情，课外活动看参与”，见微知着，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他常讲：“要想战士训练场上流汗水，就得给战士碗里添油水；要想战士训练场上嗷嗷叫，就得让战士一进饭堂哈哈笑”，“一个好司务长，顶半个指导员”。因此，他特别关心战士的生活，重视连队农副业生产和伙食改善，走到哪检查指导到哪，亲自下厨房、看菜地，手把手地指导示范。他时刻把战士的冷暖挂在心上。1970年冬季野营拉练时，有些广东籍战士不服冷，冻伤了手脚，他心疼得流泪，不仅亲自帮助战士治疗冻伤，还在全师干部大会上做自我批评。他经常深夜到班里，检查战士们取暖炉子烧得好不好、被子盖得暖不暖、睡得香不香。战士亲属来队，他要求连队热情接待，把它作为发扬优良传统，做好亲属和战士思想工作的极好机会。一次，他到三七九团“红一连”蹲点，发现一名战士的母亲来队，住在连队仓库。他立即把指导员叫来，让指导员搬到仓库，把战士的母亲请到指导员屋里住。晚上，他又自己花钱，让司务长加了几个菜，和连长、指导员一起，热情地陪着战士和他的母亲吃晚饭、拉家常。临走时，他还亲自送战士的母亲到车站。这件事，深刻教育了连队干部，在全师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对越作战，四战四捷

　　1978年9月，张万年入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同年12月，中央军委命令四十三军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为加强作战指挥和领导，任命张万年为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张万年提前从军事学院返回部队，率部完成紧急扩编后，即开赴广西前线，立即组织紧张的临战训练。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周密组织战前侦察，反复研究作战方案，在广州军区、军党委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集中兵力，慎重初战，灵活运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逐点攻歼、兵力和火力突击紧密结合、依托工事近战歼敌等战术手段，在越南军事重镇谅山外围的支马、禄平地区接连打了四仗，四战四捷，歼敌2100多名，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第一仗，1979年2月17日至26日，突破支马，逼近禄平，歼敌830多人。第二仗，2月27日至3月2日，攻占禄平，切断四号公路，阻敌三三八师西援，歼敌380多人。第三仗，3月3日至6日，强渡奇穷河，攻占迷迈山，协同友邻部队攻打谅山，歼敌430多人。第四仗，3月6日至10日，撤出禄平，大杀回马枪，三次粉碎越军的反扑，歼敌470多名，受到广州军区前指的通电表扬。

　　张万年参加过抗美援越，熟悉越南地形和越军特点，越军有不少指挥官出自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京军事学院同期“同学”，彼此比较了解。因此，越军既惧怕又恼怒，在禄平等地打出了“消灭一二七，活捉张万年”的标语口号。张万年运用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平时训练演习的成果，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强渡奇穷河时，指挥位置距敌前沿仅几百米。指挥车在原定指挥位置遭越军特工偷袭，中弹16发，机要译电员当场牺牲，由于他早已向前转移，特工偷袭企图未能得逞。战后，《解放军报》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为题，报道了四十三军官兵英勇作战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5月12日，《解放军报》刊登《杀鸡用牛刀——师长张万年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问题》的文章，突出介绍了集中兵力、超常用兵的经验和体会，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关注和肯定。

　　张万年在一二七师当师长十三年，同一二七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是该师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师长。每当谈起这段难得的经历时，他总是深情地说：“是一二七师锻炼了我、培养了我。我为这支英雄部队感到光荣和骄傲。”1981年3月，张万年任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三个战区领导岗位上

　　1982年10月，张万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6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同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88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4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在三个战区的十年间，他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指示，狠抓军事斗争准备、军事训练改革、部队正规化建设，圆满完成了中越陆地边境、北部湾和南沙军事斗争等各项任务，为保持边海防稳定，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深化军事训练改革。在武汉军区任副司令员三年，张万年根据总部赋予的训练改革试点任务，总结推广了一二七师单兵综合训练改革成果，狠抓了营、连分队训练改革和首长机关的战役训练。对教导队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教导队的措施和办法。指导二十军六十师教导队教学改革试点，通过培养典型，总结和推广经验，推动了全区教导队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1983年9月，指导舟桥三十二旅在湖北黄石两次成功进行架设长江浮桥的演练，为战时克服长江天险积累了经验。10月，指导一二七师进行了“加强陆军师克服黄河天障实施快速摩托化机动”检验性实兵演习，提高了部队利用索道桥克服黄河障碍、实施快速机动的能力。1986年，在广州军区主持完成了四十一集团军战役训练试验、一二四师合同战术训练改革试验、炮一师快速反应试验、一二六师教导团新兵训练试验、广东省军区岛屿海岸守备部队合同战术改革试验、四十二集团军坦克部队首长机关训练改革试验。1987年，在一二三师组织整体训练试点，在一二四师组织一体化训练试点，摸索了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训练路子和方法。同年6月，组织军区战役演习，改革导演方法，实行“一导多演”。1988年10月，组织广州战区三军首长机关进行协同作战演练，研究探讨了保卫海洋国土、维护海洋权益斗争问题。1990年，在桂林陆军学院完成了由总部组织指导的全军教学法集训。在济南军区，指导部队普及了正规化训练、“四会”教练员培训、夜间训练、炮兵“快反”等四项训练改革试点成果。先后在五十八师和一二七师召开了正规化训练和夜间训练现场会，在二十集团军炮兵旅研究了炮兵群教练规范化训练问题，并将炮兵“快反”成果推广延伸到了预备役炮兵部队。制定军区战役训练规划，狠抓了抗登陆战役、封锁渤海海峡战役集训和检验性演习。这一系列训练改革成果，得到了总部领导和机关的充分肯定，为制定我军新一代训练大纲，深化军事训练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依据。

　　狠抓正规化建设。他坚决贯彻从严治军的思想，指导部队大力治松、治散，建立严格正规的秩序，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他经常强调部队要“完成任务好，事故案件少”。1983年，指导一六二师进行正规化建设试点，总结提出了“四个秩序”，即正规化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这一经验在全军普及后，对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1984年，在炮二师组织正规化建设试点，进一步总结推广了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张万年反复强调，“机关做表率，直属队当样板”，坚持抓本级、带下级，抓机关、带基层，重视加强直属队和小、远、散单位的管理，防止“灯下黑”。在三个战区领导岗位上，他始终都把直属队建设与管理放在重要位置，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教育和整顿部队，提高了直属队的正规化建设水平。

　　他反复强调，要重视经常性基础工作，狠抓“两个经常”，即：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理工作。部队管理，贵在经常，难在经常，成果出在经常，问题往往出在不经常。他反复强调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建”与“帮”的关系上，他经常借用部队的话提醒机关：“机关给钱给物，不如帮助连队建个好支部；机关蹲点半年，不如配个好连长、指导员”。他在广州军区向全区推广“四个知道，一个跟上”的带兵经验，并与南澳岛守备团的班长交朋友，经常写信交流带兵体会和经验。1990年，在济南军区及时发现和推广了一九九师五九九团摸索提出的“四个报告，一个依靠”的经验，即：战士对班长，下级对上级，随时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有问题依靠组织解决。从此，“四个知道，一个跟上”和“四个报告，一个依靠”形成一个整体，简称为“双四一”活动，成为基层带兵的基本经验。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张万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策和措施，要求所属部队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为维护广州战区稳定作出了贡献。

　　中央军事委员会十年

　　1992年10月，张万年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党委书记。1993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95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97年9月，当选为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军委十年间，张万年任总参谋长三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七年，其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五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他与其他军委领导同志一道，直接参与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和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张万年一贯强调，要认真贯彻江主席的重要指示，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不断增强军魂意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他带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带头学习宣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反复要求部队，要学懂弄通、把握精髓，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典型引路、推动深入。要用创新精神学习创新理论，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不断把学习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

　　参与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1993年初，军委江主席提出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任务后，张万年根据军委的意图，领导总参谋部迅速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工作，在分析总结建国以来历次战略方针调整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世界近期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及其对我的影响，未来战略防御重点、主要作战对象、作战样式、战场环境以及我军的现状与发展，就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有关重大问题向军委提出了建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他领导总参谋部又及时提出了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狠抓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军事工作各个领域的全面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