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四次评价习仲勋，是他即将赴任中宣部部长之时，毛泽东向有关人士这样介绍习仲勋：“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建国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有“五马进京”之说。
　　
　　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宣传与文教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毛泽东第五次评价习仲勋是在是在1952年，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当时习仲勋很好地处理了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西北地区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原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说：“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着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的贡献。
　　
　　习仲勋处理民族纠纷确实有一套，毛泽东曾说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
　　
　　当时，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他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事情果然向好的方面发展。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一场民族纠纷事件得以漂亮地解决。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